數據作為新型生産要素，隻有開放與共享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。超級平台壟斷數據資源對公平的市場競争環境造成了結構性破壞。“價格理論”作為當前主流的反壟斷理論，無法有效識别并規制平台壟斷，面臨着一定的理論局限與适用困境。公共事業理論為超級平台數據壟斷的法律規制提供了結構性隔離、公共義務和公共選擇等理論工具，其并非是對反壟斷法的替代，而是對反壟斷法的有效補充，兩者是互補的、并行的關系。公共事業理論與反壟斷法的雙重規制路徑，有助于超越事後問責的單一視角，建立貫穿“事前—事中—事後”的動态監管問責制，包括事前的結構性規制與公共義務設定，事中的義務合規審查與替代性懲罰，以及事後的反壟斷法規制等。